他是新中国中国法制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和杰出代表，出版60余部专著、主编20余部中国法制史教材，培养了我国第一届法制史专业博士生，培育出百余名博士毕业生。

　　在70余年治学育人生涯中，94岁的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始终秉持“不偷懒、不自满”严谨态度，多年来甘愿坐“冷板凳”，“从不敢说一句狂话”。

　　他读书立志，立德育人，桃李满天下。

　　“为国家富强而读书”

　　为国家富强而读书，是张晋藩从小立下的志向。

　　“1930年我出生在沈阳。我的童年是在伪满洲国殖民统治下度过的，那时历史课不教中国的历史。”张晋藩回忆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侵略者就是要让中国人忘记自己的根。”

　　“祖父因饥荒过世。战乱频仍，想买一口棺材都没地方买。幼年时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激励着我要为国家富强好好读书。”张晋藩说。

　　1949年7月，张晋藩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此后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中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当初，在不少老师和同学眼中，资质出众的张晋藩就读冷僻的法制史专业有些屈才。但是，在酷爱读书尤其是爱读史书的张晋藩看来，这个选择真是天大的幸事。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中国古代法律的内容精彩纷呈，传承中华法制文明，可以弘扬中华民族在法制上所体现的坚韧进取的民族精神，激发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内在的潜能。”张晋藩说。

　　1979年以前，国外曾三次召开中国法制史国际研讨会，都未邀请大陆学者参加，这严重伤害了包括张晋藩在内的中国学者自尊心。

　　张晋藩说，必须要加快编辑出版《中国法制通史》，不能让子孙后代到外国去学习中国法制史。

　　自此，张晋藩牵头召集国内法制史学界的学术力量，历时19年时间，苦心钻研，出版《中国法制通史》十卷本，为新中国法制史学科做出奠基性、开创性工作。1999年，《中国法制通史》正式出版，全书共10卷、500余万字，被意大利学者誉为中国的“查士丁尼国法大全”。

　　为发展中国法制史载欣载奔

　　1952年研究生毕业后，张晋藩留校任教，从此在中国法制史研究和教学之路上辛勤耕耘，不断开风气之先。

　　除了《中国法制通史》，张晋藩牵头历时23年编辑出版《中华大典·法律典》，耗时16年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发表新中国涉及古代民法第一篇论文，撰写《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中华法制文明史》等享誉学界的著作60余部，主编《中国司法制度史》《中国民法史》等30余部专著和20余部教材，发表专业论文430余篇，其部分专著和文章已被译成英、日、韩等多国文字出版。

　　尽管著述等身、载誉天下，但张晋藩始终恪守“不偷懒、不自满”治学原则。

　　“对于一些发表过的文章，时不时重读一下，看看是否要修改。”他说，“什么时候也不敢说一句狂话，自己只是看到法制史殿堂的门楣，载欣载奔而已，距离‘达到’还远着呢，因此也不敢偷懒。”

　　由于长期的辛勤劳累，加上年龄不断增长，如今张晋藩的视力严重下降。但是，借助高倍放大镜，他仍然每天上午八点半开始工作，坚持阅读写作、指导研究生论文。

　　“我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完成这些项目，就是为了发展中国法制史学，弘扬五千年的中华法文化。”张晋藩说，“我深切感受到，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没有自己强大的文化支柱，一个国家就很难全面发展、真正强盛。”

　　推动中国法制史学科桃李满天下

　　作为一名教师，教书育人是张晋藩坚持一生的事业。

　　张晋藩的第一位博士生、中国政法大学原副校长朱勇说，老先生以其高尚的品格和博大的胸怀，以其坚毅的性格和辛勤的汗水，铸就了一代学术大师的风范。

　　1983年，中国政法大学正式成立研究生院。同年7月，张晋藩从中国人民大学调入中国政法大学主持研究生院工作。当时，中国政法大学首批招收了125名硕士研究生。

　　张晋藩介绍，一次招收这么多研究生是前所未有的，而中国政法大学的师资力量完全不可能胜任，必须聘请校外的专家，组成各个硕士学科的导师组，才能完成任务。当时他积极聘请的校外导师几乎涵盖京内外法律院校各个学科的带头人，受聘的专家非常积极地投入这项工作。

　　除学业教育外，张晋藩格外重视道德教育。他说，培养人才首重立德，这是做人的根本。只有巩固这个根本，才能够发挥所学，为国所用。

　　自1984年招收首届中国法制史博士生以来，张晋藩迄今已培养博士生百余人，其中包括多名外国留学生。如今，张晋藩仍然坚持给每年新入校的博士生上课，并亲自带博士生。

　　“只要身体能顶住的话，我还是要多读一点东西、多做一些研究。”他说。（记者 吴文诩）